根，在大地下舒展、蔓延，无所不在，形成坚固的基础；芽，看上去弱不禁风，然而为了得到阳光，它们能钻出坚硬的砖墙。如果我们这个星球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像那一堵堵坚硬的砖墙，那么，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可以冲破这些砖墙——你能改变世界！这是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对“根与芽”的诠释。

84年前的今天（1934年4月3日），珍·古道尔出生于英国伦敦。珍的父母从小就培养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动物的兴趣，两岁时珍得到了一个礼物——毛绒黑猩猩朱比里（Jubilee），朱比里陪伴她度过了整个童年，这使得她与黑猩猩结下了不解之缘。1960年，珍终于攒够了路费，穿着牛仔衣和短裤，斜挎背包，离开了英国伦敦温馨的家，在母亲的陪同下走进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西岸冈比河畔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去研究黑猩猩。那时候年仅26岁的珍·古道尔不会想到，那里将成为她生命的全部。

珍·古道尔儿时的照片

84年后的今天，珍·古道尔依旧活跃在她一生从事的动物保护和环境教育事业中。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用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世人，激励着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所有工作！

1960年，在导师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的安排和指导下，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坦格尼喀湖西岸冈比河畔的热带雨林扎下了营地。在渡过了最初5个月的艰难岁月后，珍·古道尔初步“习惯化”了营地周围的黑猩猩群，并很快取得了惊人的发现，黑猩猩集体捕猎并会制造工具。

1960年，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西岸冈比河畔的热带雨林扎下了营地。

珍·古道尔在二十世纪60年代报道出黑猩猩制造工具这一消息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她列举了两个事实：1、黑猩猩会选择合适的草棍，把草棍弯折的一头咬掉，然后握紧手掌把叶子捋掉，这样就做好了一个“垂钓”白蚁的工具。黑猩猩用这一工具伸进一个白蚁洞，当取出草棍时，上面挂满一串白蚁，这些白蚁都紧紧咬着草棍不松口，这样黑猩猩便可以轻松的吃到白蚁。2、为了增强树叶的吸水性，黑猩猩先咀嚼树叶，吐出树叶后就形成了“海绵”，黑猩猩利用这种“海绵”把存在树洞里的水吸出来，或者把狒狒等猎物颅腔里残留的脑髓吸干净。黑猩猩制造工具是一种纯属生物学适应的学习性活动，至多是属于萌芽状态的制造工具，但是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为人类学和行为学的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资料。

半年时间的惊人发现：黑猩猩制造工具。

来到冈比15个月后，黑猩猩们对珍的出现终于习以为常。珍·古道尔用惊人的耐心获得了黑猩猩群的信赖，第一只接受珍的黑猩猩“灰胡子大卫”让珍融入了黑猩猩的群体之中，这只成年的雄性黑猩猩也因此根植于珍的记忆中，甚至“灰胡子大卫”的照片出现在了珍的婚礼上。珍获得了很多黑猩猩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如黑猩猩“聚合-分离”（fission and fussion）的社会结构、有计划的集体捕猎、制造工具、群体战争等。

第一只接受珍的黑猩猩——灰胡子大卫

在刚开始进行黑猩猩研究的时候，年轻的古道尔并无任何学术造诣，甚至连本科学位都没有。但是由于珍·古道尔黑猩猩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她获得了在剑桥大学攻读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的机会。

整理日志

顶着这个博士头衔也让珍·古道尔生出了不少烦恼。首先，她毕竟缺少一个学士学位。其次，她一直渴望能成为一名博物学家或者新闻记者，而现实的“科学家”头衔与她的梦想却相去甚远。入学剑桥以后，在专业前辈和他们对野外考察的传统信念面前，珍·古道尔很快发现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有人告诉我，说我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是错的，这的确令人感到有些震惊。”当时她已经在冈比考察了15个月，收集了大量的野外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通过对某些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而得到的，珍还给这些黑猩猩分别取名为灰胡子大卫、迈克、奥利和菲菲。但这样的拟人化研究并没有博得剑桥学究们的欢心，在他们眼中，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和情感属于拟人观的研究范畴，与动物行为学毫不相干。“这些人认为人类无法与那些大脑相当发达的动物们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和谐共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动物也拥有个性。”最终，珍·古道尔以实际行动对这些传统观点予以了回击。

成功习惯化

1966年9月，她正式成为了珍·古道尔博士。获得博士学位的古道尔并没有留在舒适的城市和实验室，而是回到冈比自然保护区，利用获得的捐助建立了冈比研究中心，专门进行黑猩猩的研究。这家研究机构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黑猩猩连续进行50年野外观察的研究机构。

珍·古道尔将大半生献给了雨林中的黑猩猩，雨林也带来了她的爱情，虽然这爱情注定不会圆满。当她成功接近了黑猩猩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派了一名摄影师来拍摄珍的工作。1964年，这个名叫雨果·范·劳瑞克（Hugo van Lawick ）的摄影师成了她的第一任丈夫。

雨果·范·劳瑞克

1967年，他们的儿子格鲁布（Hugo Eric Louis）出生了。8年后他们离婚了，因为摄影师总是要到处奔走，而珍·古道尔却不能放弃冈比的研究。

1975年，珍·古道尔与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负责人德里克·布赖森（Derek Bryceson ）结婚。德里克在二战期间是战斗机驾驶员，在一次战斗任务中飞机被打下来，从那以后，他的胸部以下几乎完全麻痹了。虽然他依赖拐杖和毅力也能活动，但很困难。病魔没能禁锢德里克，他依然充满活力地在世界各地行走。在一次叛军的袭击之后，他帮助珍在冈比建立起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他们的家庭只存在了很短时间。1980年，德里克因癌症去世。

德里克·布赖森

珍·古道尔写过一本《非洲在我的血液里》。她10岁的时候读了一本有关非洲的书，并向家人宣布有一天要去非洲。所有的人都嘲笑她，除了她的妈妈。为了攒够去非洲的钱，珍·古道尔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把收入都藏在地毯下。

年仅26岁的珍·古道尔不会想到，那里将成为她生命的全部

1960年，古道尔获得了去冈比研究黑猩猩的机会。在冈比的最初4个月，古道尔的妈妈一直陪在她身边，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要求：一个如此年轻的英国女孩孤零零在森林是绝对不允许的，需要另一名欧洲亲人陪同。直到现在，珍·古道尔都为母亲的卓尔不群感到骄傲和幸运。妈妈曾对珍·古道尔说：“只要你朝着目标努力，不言放弃，你一定会走出一条成功的路。”这句话一直激励着珍·古道尔朝着她的梦想前进。

从古道尔著作《在人类的阴影下》中的一个片断，记录下她独一无二的育儿方式。在冈比，古道尔和她的丈夫被黑猩猩看成“白皮肤的猿猴”，但他们的儿子格鲁布却被猩猩们视为“来自异类的小动物美味”。为了儿子的安全，珍特意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加了栏杆，每次他们外出考察，就把格鲁布关在里面，格鲁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每天10小时的雨林追踪

与珍近几十年来奔走世界各地开展环境教育工作不同，她唯一的孩子格鲁布（小名）从没有离开过坦桑尼亚，从事生态旅游业开发。他和珍的三个孙子、孙女一直生活在那里。

1942年，英国人的非洲狩猎团就已在坦格尼喀湖西岸的雨林中发现了黑猩猩群居的踪迹。珍·古道尔的营地就设在位于湖西岸的冈比河畔、人迹罕到的茂密热带雨林里。在这里还是英国人殖民地的时期就已划出了150平方公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就是黑猩猩群生息繁衍之地。就是这个地方，被古道尔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野外笔记

随着国家公园之外的景观变化，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让冈比国家公园变成了一个面朝坦格尼喀湖的生态孤岛，其他三面被人类环绕。在这座孤岛上住着不超过100只黑猩猩，以保护生物学的标准来看，这个数目并不足以长期维系一个种群的存活，近亲繁殖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传染性疾病会让黑猩猩种群不复存在。

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城镇里，珍遇到了一位德裔农业学家乔治·斯特登（George Strunden）。在他的帮助下，珍于1995年首次发起了坦格尼喀湖流域造林和教育计划（TACARE），并在24个村落建立了树木苗圃。该计划旨在遏制对山坡树林的滥砍滥伐，保护村落水源，通过帮助村民植树最终将冈比国家公园和外围的小片森林（那里也住着一些黑猩猩）重新连接起来。通过再造林将外围丛林与冈比连起来，公园里的黑猩猩就会因为基因流动和种群规模的扩大而受益。

有幸聆听过珍•古道尔在北京的几次演讲。坚强的笑容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担忧和经历过的沧桑。我知道她一定感受过忧伤、痛苦、茫然和孤独，当然陪伴着她的一定还有梦想、信念、勇气和自尊。她曾谈到过从她研究的黑猩猩菲菲，“它有时候会坐下来很悲哀地看着我。早年日子里的那些人和那些黑猩猩都已去世了，早年发生的事情只有我和菲菲记得。”雨林给珍•古道尔带来过快乐，也带来过痛苦，但冈比在她的眼中，仍然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提起冈比的黑猩猩，F家族永远是必须要提起的话题。

Flo约1929年出生，1972年离世，英国《泰晤士报》为其刊登了讣告

芙洛（Flo）是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冈比研究的黑猩猩群中最为重要的个体。芙洛“高贵”的等级地位、极为自信的社交表现也影响着她的后代。她的儿子菲甘（Figan）在他哥哥菲本（Faben ）的支持下，在1973-1979年六年的时间里在黑猩猩群中称王。女儿菲菲（Fifi）在雌猩猩中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地位。珍·古道尔把芙洛的家族称为F家族，芙洛的后代全部都以字母F打头起名字。

Figan 1971年23岁称王，直到1981年离世

1972年，43岁的芙洛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珍的记忆中，芙洛的去世是件悲痛的事情。芙洛是个伟大的母亲，她去世后，英国《泰晤士报》为其刊登了讣告，表达了对芙洛无限的热爱生命和不屈不挠精神的尊敬。

和妈妈芙洛一样，菲菲是一个优秀的妈妈，她先后生下九个子女，创下了冈比保护区的纪录。不幸的是，菲菲在2004年秋天失踪。随后的2个多月时间中，野外工作人员和冈比保护区的巡逻人员到处搜索菲菲的踪迹，但都毫无收获。至此，菲菲被认定死亡，享年46岁。

珍·古道尔与菲菲一家

菲菲的大儿子菲鲁德（Freud）出生于1971年, 他从强大的家族中得到了力量和地位。1993年2月22日，菲鲁德击败了诸多王位挑战者，开始在黑猩猩群中称王，直至1997年秋天。

菲菲的二儿子菲罗多（Frodo）出生于1976年，当菲罗多到了十八、九岁的年龄，他已经盯上了王位，他的体重大约有120磅，是冈比最重的黑猩猩。1997年秋天，菲罗多取代了菲鲁德，开始称王。但是在2002年12月，当他生病的时候，开始受到攻击，并被迫远离群体居住。疾病侵蚀着他高大威猛的身躯，研究人员甚至怀疑他是否能够存活下来。然而在2004年初，菲罗多开始康复，他再次出现在群体之中，并夺回了王位。

Freud于1993年称王

时至今日，F家族的故事仍在延续。菲菲的外孙——21岁的（菲致）Fudge于2016年10月称王，一直至今!

珍·古道尔在18岁的时候，到了战后的德国。望着废墟中科隆大教堂的塔尖，珍曾感叹无论有多少丑恶，最终善必能战胜恶。或许就是这种信念，让她可以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安静地让周围一点点变好。珍·古道尔现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从事公共演讲和筹款等活动。她的演讲似乎有种魔力，默默地净化着在场的每个人。看过珍·古道尔年轻时的照片，你很难将一个瘦弱安静的伦敦女孩和在丛林里与黑猩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然而，她的品行早已超越了常人对生命、孤单及恐惧的认知。

1965年，美国《国家地理》刊登了有关珍与黑猩猩的文章，引起轰动。

古道尔博士说她在佛罗里达州讲学时，认识了一个叫安伯.玛丽（Amber Mary）的小姑娘，那年小女孩刚刚5岁，她的母亲陪她来见古道尔博士，她一手抓着小玩具狗，一手拎着一只装了几个硬币的塑料袋。安伯.玛丽看了国家地理频道的特别报道《在野生黑猩猩之间》，节目里的小弗林特在母亲弗洛死后显得特别悲伤。玛丽懂得那种悲伤，一年前，她的弟弟患白血病死了，弟弟特别喜欢黑猩猩。玛丽还知道古道尔博士是保护黑猩猩的人，所以她就开始积攒零用钱，最后终于买了一只玩具狗，“我能不能把玩具狗送给可怜的小黑猩猩？那样他在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孤单。我能不能用那几枚硬币买点香蕉给小黑猩猩吃？”她讲完后，古道尔博士的眼睛湿润了。

这种同情和仁爱，也许正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珍说：“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同于我们，他们要明白，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越多就越开心，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同情心和爱心。”

冈比从来就不是伊甸园，这里危机四伏、恶疾肆虐，随着国家公园之外的景观变化，保护区的生态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年来，住在村落中的村民们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一直在此刀耕火种。

1986年，珍·古道尔乘飞机去欧洲参加会议，当然飞机经过冈比国家公园时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她熟悉的冈比国家公园依旧是那么郁郁葱葱，但公园的四周一圈，黄沙飞舞看不到一棵树木，所有的树都被人工砍伐光了。之后，她作出一个决定，要开展环境教育工作。随后的日子里，珍真正将工作重点放到了环保工作之中，并将环境保护当成了终生的信仰。

地球母亲

近二十多年来，珍·古道尔将她的全部时间用于宣讲黑猩猩保护和“根与芽”工作，巡回于世界各地进行演讲。2002年，联合国任命她为联合国和平信使。2009年1月17日，珍·古道尔被授予法国军团荣誉勋章，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0周年勋章，表彰她为保护濒临灭绝的非洲黑猩猩而做出的贡献。珍·古道尔是动物保护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她是一位世界级环保社会活动家，更有人贴切地称其为——“地球母亲”。

在研究黑猩猩，并与当地群众打交道的同时，珍·古道尔博士意识到，仅仅是研究黑猩猩是不能保护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黑猩猩和栖息地的工作需要更广泛的关注，更有效的保护方式是从年轻人的教育开始。

1977年，珍·古道尔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全世界范围的野生动物保育和环境教育计划，并于1991年启动了全球性的“根与芽”项目，并和坦桑尼亚一群想为社区带来改变的孩子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根与芽”小组。1994年中国成立第一个“根与芽”小组，目前已发展到600多个。该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面向青少年的环境教育项目之一。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16000多个根与芽小组活跃在学校、社区和企业中，为身边的环境带来各种改变。

1977年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全世界范围的野生动物保育和环境教育计划，并于1991年启动了全球性的“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

根，在大地下舒展、蔓延，无所不在，形成坚固的基础；芽，看上去弱不禁风，然而为了得到阳光，它们能钻出坚硬的砖墙。如果我们这个星球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像那一堵堵坚硬的砖墙，那么，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可以冲破这些砖墙——你能改变世界！这是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对“根与芽”的诠释。

珍·古道尔一生著书很多，值得庆幸的是，很多书都有中文版面世，包括最著名的In the Shadow of Man、Through a Window和Reason for Hope。这些著书渗透出了珍不可动摇的信仰，而正是这些信仰给了她生命的意义和方向，也给与了读者“希望的理由”。

如今，80多岁的古道尔更像一个布道者，而不是科学家。她为宣传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而奔走世界。“我的家在飞机上。”珍·古道尔说。每一年，她花300天的时间在全世界演讲，以年轻人为演讲对象。

著作In the Shadow of Man

古道尔说：“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我对‘根与芽’的工作如此用心，正在于此。”

很多人问珍·古道尔，是想要通过这个活动来拯救地球吗？对于这个问题，珍·古道尔是这样回答的：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作者孙忻和珍·古道尔的合影

2018年4月3日，是珍·古道尔84岁生日，让我们祝福这位为科学研究和环保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健康、快乐、平安、幸福！最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只自己的“朱比里”，并为它带来改变。

注：以上图片来自“根与芽”办公室和国家地理中文网